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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注：春节就要到了，身处异乡的人们，又要收拾行囊，去敲开家门。二十五年前，李皖曾写下《我要回家》，分享那些让他“心里有一些又大又重的东西一颗一颗掉下来”的音乐。今天，我们重温此文，送给已踏上或即将踏上旅程的朋友们，一起寻找阔别已久的温存。是的，回家真好。 本文原载《读书》1994年10期，授权虎嗅转载，原标题《旧锦新样 | 李皖：我要回家》。更多文章，可订阅购买《读书》杂志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作者：李皖。 一九九二年底，几乎是同时，有二位大陆歌手不约而同地唱出同一个愿望：我要回家。 那一段时间，我因为工作繁忙，整日在长江两岸奔波来去。几次听张楚的《姐姐》都是在路上：汽车爬上大桥又冲下大桥，《姐姐》的旋律一泻而下，将内心深处各味情绪搅得乱七八糟。随着那只拨动琴弦的手，我感到心里有一些又大又重的东西一颗一颗掉下来。
从表面上看，《姐姐》只是提供了一个家庭悲剧的粗线条。通篇是一个小男孩的内心独白。他站在街上，等他的姐姐。故事就在这个情境下一幕幕浮现上来：
歌到这里出人意料地迸现出高潮：“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睏了。哦姐姐！带我回家，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这段喊唱以变奏的方式一遍遍反复，构成一个高潮迭起的华彩段。听着张楚在他声音的极限处激情四溢地嘶喊，一股粘稠粘稠的东西呼啦啦从心底窜上来。
张楚《姐姐》（来源：YouTube） 据说，《姐姐》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歌曲的震撼绝非仅仅源于此。用一种稍加分析的观察，我们可以说这则故事通篇是一种触碰。男孩儿始终站在姐姐的目光和人群的目光里，并且敏感地感觉到那目光一下一下打在身上；而父亲、前面的人群、一个男人对姐姐的污辱进一步构成更实在的深一层面的触碰。 一颗幼小但剔透的童心承接着一个个判断，如“挺傻” “很听话” “这很美”之类，这些判断从这颗心反跳出来而带有了一种复杂意味。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这孩子的不自在和他过早便已学会了审视的可怕的眼睛。 歌曲的高潮正是在这来自外部世界的一碰一碰中，在我们一时还未探明的潜台词中进入了它的结局：睏了、害怕、想回家。可以说，这是男孩对缠绕着他的外部世界的感受。这种感受跃出了故事本身而带有一种宽泛的意义，它可以涵盖挣世界以及碰壁之后寻求憩所的每一个人。这种困倦和想归家的感受正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 在不长的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回家”却可说得上一个非常源远流长的主题了。 较早说起这个话题的是罗大佑。罗大佑留下了多首关于“家”的歌。在他那里“家”经常地表现为这样一个二律背反：一个过去逃离的地方，一个现在想回的方向。 十四年前，罗大佑首次以一个出门人的口吻说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立即打动了台湾的很多人。仿佛张楚“带我回家”成于大陆的时机，其时，台湾经济风吹正急。
1980年罗大佑发表《鹿港小镇》，后收入到1982年发布的首张个人专辑《之乎者也》（来源：baidu.com）
这个出门人，也正如今天拥挤在南方各大城市的所谓“流动大军”“打工族”“民工潮”一类。罗大佑颇有心计地把这个人设置在这样一个带有象征性的背景中：住在鹿港小镇妈祖庙的后面，家里开有一间卖香火的小店。这个年轻人怀抱理想闯进大城市，显然已在台北生活有年了。这次，当他路遇一个陌生人并不由自主打开了心扉，他深深地反悔并叹息了：
而被城市所席卷的已绝不仅仅是那些离乡的个人，被出门人所深情守望的家乡又怎样呢？
唱到这一段时，充耳已全是歌手愤激的呼吼。当罗大佑发出那最后一声感叹“啊，鹿港的小镇”，音乐以一种极快速的方式渐弱以至声息全无，而鹿港小镇，也迅速隐没在隆隆巨响的城市化的风景中。
鹿港天后宫创建于明末1591年，是台湾唯一奉祀湄洲祖庙开基妈祖神尊的庙宇（来源：lugangmazu.org） 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早已变成了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罗大佑借这首歌写出了他对城市化的极度失望：在发达的同时，城市化是多么无情地摧毁了以淳朴、善良、虔诚为特征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文明。罗大佑几乎是含着沉痛咀嚼着这三个词组：归不得的家园、过渡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徘徊游离之中故事主人公对自己现在的生存断然作了否定：台北不是我的家！ 罗大佑的这一命题，被八年之后第一次出道的郑智化再一次撞响了。在合成器奏出的沉重的挖煤声中，郑智化开始给我们讲另一个故事——“老幺的故事”。
但是，倔强的老幺坚持自己的梦：“通往坑口的那一条路，不是人生唯一的方向。”他心向城市，最后终于逃离了家乡。 再次的思索显然已是多年以后：
站在城市里的老幺，遥望着那片淹没了祖祖辈辈的矿山，而父亲也已被再一次的矿井塌方永远地埋在里面了，但老幺此时却忽然地悔悟了：
1984年台湾发生多起重大矿灾，共造成289人死亡，其中海山煤矿矿灾造成93名矿工遇难。郑智化由此创作《老幺的故事》（来源：chinatimes.com） 应该看到，无论是《鹿港小镇》还是《老幺的故事》，在很大的层面上都只是一种抒情。它们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城市的批判。既然城市让人失去了精神家园，索性还不如回到虽然贫困但人情济济且不乏寄托的乡土中去，即便这种生活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同郑智化在这首歌的后记中所写的：矿工不一定可怜，可怜的很可能是我们。 城市化的浪潮不仅冲走了鹿港小镇（旧的生活之所），也冲走了妈祖庙（旧的精神之所）。对城市化的反思，这是关于“家”的第一个话题。罗大佑打开了这个话题却再也没有更深地去碰它，除了在《一样的月光》等歌中偶作点染：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后来，罗大佑写下了《家I》《家Ⅱ》，乡村背景、乡村情结被远远地撇在历史里了。
1984年罗大佑发布专辑《家》，收录包括《家I》《家Ⅱ》在内的九首歌曲：
背弃，然后向往，最精典的罗大佑“恋家情结”在一九八四年的这两首歌里达到了顶峰。如果说《鹿港小镇》的主人公还只是一种无意识地离乡(去挣世界？)，那么到了《家I》《家Ⅱ》，它已经演变为有意识地出走，一种义无反顾之后的缱绻踌躇。罗大佑借此比拟出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困境：打破了已有的精神家园，一时却并没有新的地方让灵魂栖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树的二十世纪人，于是只能回望又回望。每听这些歌曲，仿佛都能听到罗大佑将一种感情蕴含了又蕴含，最后终于还是化成了一声长叹。 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出走，侯德健一九八八年亦有一次十分沉痛的陈述：
在这首《出走》里侯德健还进一步唱到：
于是，侯德健开始深深地祈求了：
此时侯德健早已处于“三十岁以后”。古人说三十而立，而三十岁的今人还在多么强烈地祈求一个目标，哪怕它是一个长满老茧的借口！反观一九七七年，这位歌手即已有了“归去来兮”(一九八三年改词)的喟叹：田园将芜、青春将芜、心琴将芜，胡不归？但他真的能归去吗？但他又能归向哪里？ 稍后，崔健也录下了一曲《出走》：
虽然出走，一切如故。这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有意思的是，此次出走同样有一个二律背反：我恨这个，我爱这个。值得重视的是：这首歌的音乐远远大出了其字面的含义，数声“哎呀”，包容了极其复杂难言的内容。 当歌手在前台痛苦地嘶吼时，音乐在背后反向而行走向了另一面。以忧郁起首的萨克斯管，渐至沉思然后升往宁静，宁静之极转向自由和热情，再到一种光明盖顶的感觉。最后，键盘和人声都充满激情地涌入一大片阳光之中。崔健没有沉迷在苦闷之中，表面是走不出、鬼撞墙似的无奈，最终显现的却是对出走的肯定、对到家的信心。一种满足、一种骄傲、一种快乐，崔健以一个成熟的人格作出了灿烂的一笑。
《出走》收录于崔健1989年发布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源：wikipedia） 话题回到本文的开头，一九九二年与张楚一道唱出“我要回家”的另一人是大陆的艾敬（陈劲、黄小茂词）。这首并不自觉的歌说出的几点愿望——有阳光的地方、淳朴的形象、自由的梦想，却也与最初的罗大佑、郑智化略略相通。一面无意的镜子，我从里面看到，城市正迅速向大陆人袭来。 还记得当初他们记录的精神失落、道德退化与城市的关系吗？还记得城市化对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火上浇油吗？很巧，与张楚、艾敬几乎同时，王杰在海峡彼岸的一首《回家》(刘虞瑞词)，成了这年飘荡在街头巷尾的一首热门歌。而早在几年前，这位歌手曾经也有过“家，太远了”的悲叹。
《回家》为台湾歌手王杰的首张个人单曲专辑，发布于1992年。王杰曾于1993年大陆央视春晚与台湾连线直播中演唱此歌（来源：wikipedia） 十四年光阴不走，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开头。归不得的家，只能在假想中回去，在记忆里回味了。城市人、现代人，在这残存的余温中温一温你的手吧。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李皖，媒体人，曾任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第二、三、四届评审团主席。著有《回到歌唱》《听者有心》《民谣流域》《娱死记》《锦瑟无端》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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