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中心城市通过合并周边市县做大做强，已经成为一条弯道超车的捷径。问题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到底多大才合适？所有城市都要走这条路吗？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new-weekly），作者：张家明。

“来了就是深圳人”，但你的孩子可能无法在深圳读公立学校。

几天前，深圳罗湖教育局发布了《2019年义务教育学位申请预告》，宣布对三类人限制入学：

非深户籍，不受理申请，临时购房、租房也没用；临时购房、租房者，即使有深圳户籍也不保证就近入学；租房居住者，必须证明在本市没有住宅，且在本学区实际居住满一年以上。如果类别不符或积分靠后，“请做好回到民办学校或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准备”。

公立学位僧多粥少，但深圳的常住人口还在不断增长。今年年初，深圳福田区、宝安区、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及光明区也发布了2019年秋季入学学位预警。

深圳太大了？面对学校学位紧张、医院床位紧张等问题，本地人可能会认为，人太多才会导致资源紧张。但那些千里迢迢来到深圳打拼的人显然不会认同，他们在深圳得不到教育服务或医疗服务，是因为他们自己。

土地不够，县市来凑

从更长远的规划来看，深圳根本不够大，这个一线城市的土地面积只有广州的1/4、上海的1/3、天津的1/6、北京的1/8，科教文卫机构的数量也远远落后于省城。塘小鱼大，为深圳升级扩容的方案便呼之欲出。

近年强势崛起的杭州，表面上是坐上了互联网经济的高速火车，实际上它的扩张之路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开始铺垫了。

从1958年宁波专区所属的萧山县划归杭州，到2017年临安撤市设区并入杭州，杭州市一路开挂般把周边市县纳入麾下，目前已经辖10个区、2个县和1个代管县级市，全市土地面积16853.57平方千米，相当于2.6个上海，8.4个深圳。

据第一财经统计，临安并入杭州以后，全国共有12个城市的辖区数量突破了10个。直辖市不必说了，省会城市中，成都前几年就把郫县和双流县收入囊中，郑州为了改变“体量最小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也在紧锣密鼓地推动新郑县、中牟县、荥阳市三地撤县（市）改区。

跟这些大开大阖的新一线城市相比，老牌一线城市深圳就有点捉襟见肘了，从1992年宝安县撤县改区，成为深圳的宝安区和龙岗区，深圳辖下就没有县级行政区可以合并了。要扩容，就只有向周边地级市“试探”。去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就建议设立深圳直辖市，将惠州、东莞并入深圳辖区，如此一来深圳的GDP总量便超过3.3万亿（按2017年计），跃居全国第一。

然而，惠州和东莞的历史都比深圳久远，虽然这几年临深地区的房地产价值升了不少，但要惠州人和东莞人改称深圳人，当地人恐怕不太乐意。反过来说，大城市要合并周边市县，最难消化的便是当地的身份认同。萧山并入杭州十几二十年了，很多当地人仍然习惯称自己是“萧山人”而不是“杭州人”。

城市越来越大，然后呢？

1月9日，“济南合并莱芜”的消息正式宣布，喜欢说“俺莱芜有”的莱芜人从此有了济南户籍。

明眼人都看得出，济南此番是要改变弱省会的尴尬地位，合并莱芜之后，济南人口将达到870万，经济体量一举超过烟台，成为全省第二。要超越排名第一的青岛，一个莱芜还不够。坊间对泰安并入济南的讨论由来已久，此前山东提出打造“泰山大生态带”，涉及济南、泰安、莱芜三市，更让不少人觉得合并有戏。

区域中心城市通过合并周边市县做大做强，已经成为一条弯道超车的捷径。问题是，一个城市的规模到底多大才合适？所有城市都要走这条路吗？

南京，作为全国经济体量第二大省的省会城市，城市首位度一直显得有点落后。2018年上半年，南京GDP总量不及杭州、武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掉出全国前十，在省内也被苏州抛在了后头。早在2000年、2002年和2013年，南京就进行过数次撤县改市的行政区划，但城市扩容并没有让南京逆袭苏州。

2011年，合肥、马鞍山、芜湖三分巢湖，合肥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土地面积一下子“增肥”了将近一半。但合肥的地位依旧尴尬，在网上搜最没存在感的省会，必然有合肥的名字。新华社《半月谈》网曾发表评论指出：“东有南京，西有武汉，合肥成为两大城市之间落寞的‘发展塌陷区’。多年来，合肥虽有意向东对接地缘相邻的长三角，但总是规划不少、成效不大。”

有意思的是，合宁高铁、合福高铁通车以后，合肥成为交通重镇，开始改变孤掌难鸣的局面，经济总量陆续超过太原、南昌、石家庄、长春、福州甚至是西安。一个城市最缺的，也许不是土地面积，而是一个能够互通有无、协同发展的经济环境。

城市不宜居，不是因为人太多

城市扩大以后，人口越来越多，能否容纳新的人口增量，是一个城市能否突破格局晋级国家中心城市乃至世界中心城市的决定性因素。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俗称“二线关”）的阻隔，深圳曾经被分成了关内和关外，关外的宝安区、龙岗区不属于经济特区，从关外进入关内必须办理边防证。

2005年以后，深圳人口突破千万，“一市两法”日益成为深圳发展的掣肘，于是在2010年7月1日，深圳将宝安、龙岗两区纳入了特区范围，全市才开始适用一样的特区法规、规章——这对深圳突破发展瓶颈至关重要。

位于南方科技大学校内的深圳二线关标示，内容为：“告示：边防警戒区，无关人员不得进入！”图/Sparktour

近几年，由于深圳入户制度不断放宽，加上深圳经济一片大好带来的虹吸力，中国再次出现了南下深圳的热潮，光是2017年，深圳常住人口就比前一年大幅增加了62万人。

宝安和龙岗不够用了，东莞和惠州的临深地区也成为了深圳的睡城和产业转移目的地。现在深圳人抬眼看看四周，更深切的感觉恐怕不是深圳太大，而是太小了，小得房地产只能像香港一样往高空发展，小得公立学校排队也排不上。

按照以前的做法，这时往往就要限制外来人口，为何深圳还在放宽入户制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认为，中国人对城市化一直有一个认知误区：城市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所以才变得不再宜居。恰恰相反，只有足够多的人口，才能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降低城市公共服务的成本，纽约、伦敦、东京等人口爆炸的都市皆是如此。一个城市变得不再宜居，不是因为人口暴增，而是因为它提供的公共服务落后于人口增速。

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唐人街。图/Eric R. Bechtold

城市发展是一个用脚投票的过程，一个城市能有多大、该有多大，是很难规划出来的。正如《大国大城》里指出，城市人口增长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市场也会调节人口规模，我们是给城市划定增长的天花板，还是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让人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帮助城市突破发展的天花板，这不难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new-weekly），作者：张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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